中新社北京4月19日電 題：不問真相、只貼標簽，西方如此用“人權牌”抹黑中國民族政策

　　——專訪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院長關凱

　　作者 黃欣欣

　　“從整體上說，西方有一大批政客和所謂的‘人權專家’其實并不真正關心中國的少數民族過得好不好，只關心如何把民族議題放進單一的‘人權’敘事結構中，以打壓中國。”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院長關凱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時表示。

　　今年3月，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西方有媒體污稱這部法律涉及對少數民族進行“強制遷徙”“強制城市化”。針對此類不實指控，關凱認為，這是西方長期“污名化”中國民族政策的又一案例，不僅背離事實，更暴露其“人權”敘事的霸權本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提及“推進互嵌式社區環境建設”等促進各民族廣泛交往交流交融的舉措，在您看來，這與西方一些人指控的所謂“強制遷徙”“強制城市化”有何區別？

　　關凱：基于中國式現代化迅猛發展的事實，中國促進各民族廣泛交往交流交融是針對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人口出現高流動性、居住格局出現高混雜性趨勢而提出的倡導性政策。而西方所指的所謂“強制遷徙”“強制城市化”，關鍵在于“強制”，隱含的是對少數民族自主性、自愿性的剝奪，二者存在本質區別。

　　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從1978年末的不足18%躍升至2025年末的67.89%，人口大規模流動是經濟、就業、教育等因素驅動的自然結果，政府無法也不可能強制組織如此規模的人口遷移。根據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中國少數民族總人口為1.25億人，少數民族人口流動參與度約為27%，歷史性地首次超越漢族人口流動參與度。

　　當中國社會從前工業社會演變為工業化社會，人的價值觀念與生活方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新的社會條件下，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利于增進認同，進一步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當今世界幾乎不存在單一民族的國家，任何國家都需在社會多元化基礎上促進社會整合。

　　促進各民族廣泛交往交流交融的相關舉措充分尊重個體自愿選擇與發展需求，更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積極推動加快民族地區高質量發展、縮小區域間發展差距、扎實推進各民族共同富裕，這充分顯示出西方所謂“強制舉措”的指控罔顧事實。

　　中新社記者：近年來，西方不斷拋出“種族滅絕”“強制同化”等言論來抹黑中國民族政策。這背后的政治動因與敘事陷阱是什么？

　　關凱：西方人權話語常把多維度的民族問題壓縮成“是否符合人權標準”的單一判斷，漠視民族地區的現實問題，只關注這種敘事能否滿足其政治利益。這種單向度、片面性的刻意“批評”帶有明顯的政治操作及霸權特征。

　　隨著中國綜合國力上升，西方更是把打“人權牌”作為一種“常規武器”，以遏制中國發展。中國民族政策往往被冠以“不尊重人權”的標簽，遭到系統性污名化。

　　事實上，這一話語邏輯刻意回避中國在提升當地生活品質、教育水平、公共服務水平及推動人口發展等方面取得的實質性成就。所謂少數民族被“壓迫”“剝奪”“歧視”，是更為常見的字眼。特別是在新疆、西藏議題上，他們甚至提出“殖民主義”“種族滅絕”等嚴重指控。令人遺憾的是，這些毫無事實根據的敘事，因長期的歪曲，在其語境中竟有一定數量的擁躉。

　　中新社記者：可否進一步闡釋中國民族政策所取得的成效？為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治理提供了何種啟示？

　　關凱：世界各國各自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民族事務治理路徑。中國依托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在脫貧攻堅、社會保障、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形成強大社會動員，推動民族地區、邊疆地區實現跨越式發展。這一模式強調“一個民族都不能少”，追求民族平等與共同富裕，并區別于由市場化資源分配主導的路徑。

　　我們也能看到，過去相信西方那套敘事的讀者中，不少人的想法正在發生變化，因為很多發生在中國的事實被真實呈現在了世界面前。

　　近代以來，中華文明即便遭遇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嚴峻挑戰，文明的連續性并未中斷。促進各民族廣泛交往交流交融，其精神內涵體現著中華文明自歷史傳承而來的“和合”“天下一家”等樸素思想。這種文明基因的世界性意義仍有待進一步挖掘與闡發。(完)

　　受訪者簡介：

　　關凱，中央民族大學校黨委常委、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中國民族問題研究與世界民族問題比較研究。代表性學術專著《族群政治》。現任中國民族學學會常務副會長，中國世界民族學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