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昆明4月30日電 題：中國文學何以打動世界讀者？

　　——專訪云南大學外國語學院法語教師、翻譯杜方綏

　　作者 陳靜

　　一般認為，中國和法國間的文學交流最早可追溯至17世紀末。現在，法國已成為歐洲對中國文學最有研究、歷史最悠久、中文教育體系最完備的國家之一。

　　中法文學在傳統、思想與風格上存在哪些異同？在轉譯中國文學時，會遭遇哪些“不可譯”難題？如何將原作者的“神韻”準確傳遞給讀者？近日，云南大學外國語學院法語教師、翻譯杜方綏(François Dubois)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展開深入探討。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學習中國當代文學多年，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杜方綏：我學習中文實屬偶然。2006年在法國格勒諾布爾第三大學學習英語時，出于對語言學、文學和寫作的興趣，我突發奇想選擇中文作為選修課。由此踏上了人生中收獲最豐富的旅途。

　　2007年大學畢業后，我到西安外國語大學國際學院漢語進修班(中級)學習一年漢語，隨后返回法國艾克斯-馬賽大學繼續學習，先后取得“世界文學與跨文化”碩士、中國語言文學博士，2017年在學校中文系教授“中國當代文學”“中文寫作”“中譯法”三門課程。

　　在這里，我認識了對我人生影響最深遠的老師——法國知名漢學家、翻譯家杜特萊(Noël Dutrait)教授。20世紀80年代以來，他將阿城、韓少功、蘇童、王蒙、莫言等中國當代作家的大量作品譯成法文，并多次獲得重要翻譯獎項。在他的努力推動下，莫言的十余部作品被譯介至法國，莫言在法國享有很高聲譽。

　　我了解中國文學就是從莫言開始，杜特萊教授在課堂上讓我們翻譯《四十一炮》的片段作為練習，從那時起，我就迷上了這位“怪才”作家。作為中國當代先鋒作家，莫言的作品通俗易懂，語言豪爽、夸張，充滿野性與生命的力量。莫言在敘事技巧上的先鋒與創新讓我覺得非常有趣，吸引我走進中國當代文學的殿堂。

　　中新社記者：作為譯者，你認為法國文學與中國文學在核心理念、表現手法上有哪些異同？

　　杜方綏：世界人民對法國有個刻板印象——浪漫主義，我不這么認為。浪漫的底色是克制，在平靜生活中做出意外之舉，浪漫才得以產生。

　　有句話說，“法國人是歐洲的中國人”，我很認同。我就是一個含蓄的法國人，更能讀懂并欣賞中國文學傳遞的審美理念和價值觀念。因此我認為，中法文化的共性或許大于差異。

　　當然，文學作品類型多樣、作者風格千差萬變，即使我已經學習中文和中國文學20多年，仍難以用一句話概括其特點。若非要探究法國文學與中國文學的異同，我認為本質上是西方“個人主義”價值觀與東方“集體主義”價值觀的區別。

　　法國文學更關注個人情感與個體生命體驗，并從中追求一種共同的價值觀。而中國作家更關注個體在集體中的意義、個人與社會環境的關系，重在探討時代的變化。

　　兩者也有許多相通之處。那些人類共同的情感——生與死、愛與恨、情與法……總是能跨越文化的隔閡打動讀者，我想這也是中國文學受到世界歡迎的原因之一。

　　中新社記者：在翻譯過程中，你遇到過哪些“不可譯”的難題，又如何通過“轉譯”塑造原作者的“神韻”？

　　杜方綏：我翻譯過不少中國作家的作品，比如莫言的《月光斬》、饒平如《平如美棠——我倆的故事》、賈樟柯《賈想：賈樟柯電影手記》等，他們的風格如此不同，讓我在翻譯過程中對中國文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如果以嚴復提出的翻譯標準“信、達、雅”為參照，信是最基礎、也是最難的部分。在文學作品中，通常存在作者沒有寫明、只有原文讀者才能體會的文化語境。比如中醫里常見的“熱”“濕”“燥”等概念，中國讀者一目了然，但外國讀者無法理解，所以我會盡可能查找資料、添加腳注，或者在相關詞匯前增加定語，比如“熱”改寫為“性質熱”，使其所指更加明確。

　　此外，作者流淌在字里行間的真實情感往往也難以復刻。所以，在呈現原文最感人之處時，我并沒有按照形式特征來翻譯，而是讓隱隱約約的閱讀感受引導自己，構建新的形式，再與原來的形式作對照并慢慢校準。翻譯講究的“信”，也在于相信自己的閱讀體驗能與原文讀者(包括作者)的感受共鳴。

　　法國作家杜拉斯的中篇小說《情人》20世紀80年代被翻譯到中國后引起巨大反響。將法文與中文對比就會發現，譯者增添了很多原文沒有的表達，但更加貼合中國讀者的閱讀習慣。由此可見，高復原度并不代表著最好的翻譯，傳達原作的“意境”、打動讀者才是核心。這就要求譯者有更大的閱讀量、詞匯量，才能慢慢摸索、把握、呈現原作者的“神韻”。

　　如今，借助AI等技術，十幾秒就能翻譯一篇文章。然而，當答案得來太快，人們就無法在探索中深刻體會異國文化的“意境”。這也是我想告訴學生的，轉譯需要探索、需要迷失，過程遠比結果更加重要。

　　中新社記者：你認為中國文學未來將如何進一步走向世界，對世界文學產生何種影響？

　　杜方綏：2017年初，我翻譯的《平如美棠——我倆的故事》在法國出版，開啟了其在世界范圍內出版的旅程。在中國，這是一本銷量高達數十萬冊的暢銷書，法文版問世后，引起不少法國媒體關注。

　　當年春節，本書作者、95歲的饒平如先生不遠萬里來到巴黎，接受十幾場采訪，記者們被他的精神所感動，幾乎都加長了報道篇幅。我作為他的翻譯全程陪同。

　　回顧自己作品引起的熱潮，饒先生笑稱是“木偶奇遇記”，其作品的樸素證明了這是一句心里話——他之所以拿起筆來寫和畫，是為了悼念亡妻毛美棠，并且給子孫描繪他倆從小的共同回憶，沒想到媒體和出版機構會看中這么一部“家用”作品。而正是因為他想為家人“追憶似水年華”的初衷，那本有形有色、有聲有情的回憶錄才獲得如此廣泛而熱烈的反響。

　　這段經歷對我來說非常珍貴，也很有啟發。不少中國小說到了國外就像懷才不遇的歌手，往往未能引起在原來文化語境中的共鳴，這是翻譯難以避免的損失。不過，正如莫言所說，作家要保持一種“哪怕只剩下一個讀者，我也要這樣寫”的精神。

　　瑞典文學院院士、諾貝爾文學獎評委賀拉斯·恩格道爾(Horace Engdahl)也說過：“只有那些為自己而寫，全不受讀者左右的作家，才更有獨特的價值……”饒平如做到了這一點。

　　中國文學要“走向”世界，不要“靠攏”世界，為世界提供中國的視角和答案。至于翻譯家該如何呈現原作的情感流動和文化底蘊，只有通過翻譯數量和質量的增加，才能讓下一代讀者對中國文學有更深的理解，這也是翻譯工作的意義所在。(完)

　　受訪者簡介：

　　杜方綏(弗朗索瓦·杜博瓦 François Dubois)，云南大學外國語學院法語教師。先后取得法國艾克斯-馬賽大學“世界文學與跨文化”碩士、中國語言文學博士學位。2017年在法國艾克斯-馬賽大學中文系任教，2019年至今在云南大學任教，定居昆明。其翻譯的莫言著作《月光斬》獲得2013年“中國當代優秀作品國際翻譯大賽”法語組第一名，先后發表學術文章《當“言不得體”作為寫作的根源與動力：借莫言的筆名讀莫言的小說》《莫言小說中叫做莫言的人物》《中介倫理——莫言<紅高粱>法文譯文中的文化性闡明》等。曾擔任法國瑟伊出版社翻譯，向法國介紹中國文學作品；2018年開始翻譯電影劇本，協助多家中國制片公司申請法國電影項目。